《活着的祖宗:九龙中部的旧村、祖堂和祖坟》,张瑞威著,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4年5月出版,172页,148.00港元
2024年5月,由古天乐、洪金宝、任贤齐、林峰主演的《九龙城寨之围城》上映,一时轰动,再次燃起民众对九龙城寨的热议。香港书展专门陈设的九龙城寨模型,同样引来了民众的重重围观。九龙城寨俨然成了“老香港”的“新文化象征”。但是,假如穿越到1980年代城寨尚存的香港,在街头与普通人如此“兴高采烈”地讨论九龙城寨,或许会让时人深感疑惑。上了一定年纪的香港民众,对九龙城寨的印象多是恶劣的治安状况和廉价的无牌牙医。后来的人之所以生出对九龙城寨的兴趣,可能源于外人的“猎奇”心理。早在城寨尚存之时,已有旅客专门到城寨“探秘”。当时日本人宫本隆司的摄影集《九龍城砦》影响力颇大,城寨清拆前更出版了《大図解九龙城》,当中的城寨剖面图成为此后研究九龙城寨的重要资料。除九龙城寨之外,内地民众对“九龙”最直接的印象可能是油尖旺,或者“红馆”(香港体育馆,又称红磡体育馆),又或者是广九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的所在地柯士甸。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是高度城市化的现代街区。
张瑞威《活着的祖宗:九龙中部的旧村、祖堂和祖坟》给读者呈现的是,一个与前述印象完全不同的“九龙”。他讲述的故事发生于九龙中部的村落,主要涵盖今天九龙城至牛池湾之间、狮子山南麓、面朝九龙湾的广阔冲击平原。地理条件使这一地区在历史上自然而然地发展出农业聚落。此后,受日军侵华和城市化的影响,这些村落逐渐被拆除。内地民众对于这个区域的直观印象,除了第二章“九龙寨城的风水问题”题目中的“九龙寨城”,可能就是第一章“九龙版本的宋帝昺”当中涉及的一个地名——宋王台。但是,这一个地区的乡村生活和历史大概不是一般读者所熟悉的。那么,作者到底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怎样的九龙呢?
张瑞安对九龙历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与卜永坚合编《黄大仙风物志》——“在编写过程中,我负责调查乡村,这标志着我在该区进行调查的开始”(第9页)。2013年,张瑞安完成并出版了《拆村:消逝的九龙村落》,《拆村》与新近出版的《活着的祖宗》两书,均讨论九龙的历史,其主要的着眼点都在于九龙中部的村落,前者或许可以视作为后者的“前传”。前书的重点之一在于战前的村落社会——“这些村落有着华南村落的一切特色,包括以血缘作为社区组织的纽带”。作者的故事从这些村落十九世纪形成之时开始,故事一直延伸到了二十世纪,辐射到本地基层民众的成长轨迹和日常生活。
而《活着的祖宗》利用档案和口述史,围绕九龙地区村落族群认祖归宗、拜神祭祖和拆村安置等问题展开论述,主要关注的是“传统村民如何掌控土地业权,以及这种业权如何在市区重建过程中逐渐转变和消亡”。所谓“业权”,在内地的惯用语中,大致可以理解为“物权”。“土地业权”主要是指对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
“为了处理这个议题,本书不仅叙述了古老村落的前世今生,还更进一步探讨了祖堂和祖坟的现实功能。这种崭新的探索尝试具有难度,但笔者认为只有透过这种角度,才能更立体地呈现九龙中部的传统乡村生活。”(第9页)基于此,该书从村落的形成开始,延伸至这些村落流传的传说故事,一直讲到这些村落当代的情况。全书共分作十六章:“九龙版本的宋帝昺”“九龙寨城的风水问题”“清朝官员的收地拆屋赔偿”“蛮烟蛋雨下的九龙大街”“落担开基的祖先”“陆上龙舟”“七月太平清醮”“集体官契内的祖堂地”“何以吴陈李”“西贡大庙归谁”“埋葬条例与祖坟”“祖堂司理人”“太公分猪肉”“吴成达祖的最后家当”“两个客家村”“孤独的大王爷”。甚至每一章都可视作独立的故事,有较高的趣味性,但核心内容始终围绕九龙中部老村落的历史展开。
而这些故事开展的过程中,反复出现了两个角色——祖宗和官家。正如前文所引,“这些村落有着华南村落的一切特色,包括以血缘作为社区组织的纽带”,因此,故事也势必要围绕“祖宗”说起,其中最重要的故事主要围绕着宗族所“共有”的事务展开,这当中包括了与祭祀、信仰相关的节庆民俗,包括了与祖堂地、祖坟等相关土地权属及由此引申的问题,还包括了因为宗族开枝散叶所带来的、由谁出任司理人的问题。“祖宗”之下,实际是“人”的日常生活,从拜神祭祖到家庙运作、祀产管理,实际都是村庄生活的日常。
这些故事背后,或者说,在这一系列的宗族事务背后,不只是纯粹的伦常礼教,实际上包括了利益问题,即宗族控产的问题。在讲到“太公分猪肉”一章时,作者作了一个生动的类比——“登记祖先祀田的祖堂,活像一所股份公司,‘公司股东’便是该位被祭拜祖先的后裔,而每年拜太公的时候,就是公司‘派息’”。(127页)事实上,我们确实不难发现,以宗族作为开展商业活动的单元的传统情形普遍存在,随着族产规模的扩大,对祀产的坚持就是为了利益的扩大,并非单纯为了祭祀。但是中国的“堂”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源自西方的“股份公司”,作者指出“祖堂只是具有股份公司的某些内容,严格上来说,它与股份公司有着很不同的性质。首先,祖堂有着强烈的排他性,‘持份者’必须是某房系的子孙,外姓人和同姓不能染指的。其次,股份是传承的,……既然股份是传承的,便不能进行转让,也自然不能在市场买卖了。其三,既然祖堂的组成存在强烈的排他性,那么它的管理便不能做到股份公司所要求分开拥有权和管理权,也自然不会对账目进行独立核数。”(128页)关于“堂”的性质此前已有相关的研究,而这种特殊的性质一旦面对外来的法律框架,则会显示出种种不适。譬如,松原健太郎《是信托还是法人?中国宗族财产的管治问题》一文,就讲述了香山县吉岭叶氏宗族内部就堂产在香港法庭展开的诉讼,分析了削中国“堂”之足就英国《信托法》之履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由于乡村的社区组织以血缘为纽带,乡村的日常运作无时无刻不是围绕祖宗开展,祖宗确实是“活着的”。
影响故事开展的另一个角色就是“官家”。《活着的祖宗》当中并未使用这一个词语,而是具体讨论不同时期不同政府部门的决策影响。譬如,第二章“九龙寨城的风水问题”中就讲到,1843年清廷派遣九龙司巡检和大鹏协副将进驻九龙,派遣官之后,自然就需要衙署,否则派遣则有名无实,于是,1846年两广总督耆英奏请在九龙修建一座边城,建城就涉及城池方位问题,也相应出现了征地的问题。而第十一章“埋葬条例与祖坟”讨论到,随着城市化推进,市区开始“侵蚀”到乡村,坟地所处的荒郊逐渐变为市区,港英政府的有关部门开始介入规管相关问题。香港的城市规模仍在不断发展,书中还具体讲到2011年的林氏墓及旁边土地范围的使用权和管理权,而此时的“官家”已是特区政府的有关部门。
《活着的祖宗》一书篇幅并不长,言简意赅的行文背后,是作者对话题的取舍。凡与“活着的祖宗”这一主题不直接相关的,作者均点到即止,但在读者的视角中,各话题背后多仍有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和意义。譬如,书中第二章“九龙寨城的风水问题”就提出了“究竟清朝官员是如何收回民间土地的”这一问题。作者通过1846年至1847年九龙寨城兴建的事例,去探讨这一问题。作者强调,当时官员虽同意对土地的拥有者作出赔偿,但在其眼中,这“不是应得的,而是出于体恤”(33页)。同时,有部分情况不作赔偿:“第一类是租住房屋者,清朝官员的理由是,房子拥有者投入了建筑费用,因此官员拆卸了他们的房子便应该赔偿,好让他们可以不受损失地觅地重建房屋;但对于租客,便没有这个需要了。第二类不做赔偿的是农作物,第三类是搬迁费用。”(35页)可见,无论古今,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土地征收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己方能获得多少对价。也正如作者所说,虽然《大清律例》明面上均是刑事法规,但清朝官员事实上有一套处理土地问题的不成文习惯。判断土地所有权时法律文本与法律实践之间的落差,本身就是法律史研究长期关注的问题。而以征拆为线索讲述的九龙中部村落的历史,则是作者另一本书《拆村》的内容。
作者认为“在这次清拆民房的过程中,最值得赞扬的是清朝官员照顾了当时的‘弱势社群’”。“原要拆卸的民房之中,有一所是‘瞽目祈食之人’的居所”,初时提出的方案考虑到这群失明乞丐的实际处境,除了原有的补偿,还额外安排了“赏银”。但主管官员考虑到“若将房子拆掉,那些瞎子拿了赔偿金,也是无家可归,于是他决定直接赔偿一个房子,命将原有的赔偿金,雇请工匠,在南门外的左面空地上,兴建一列三间泥墙屋,每间宽十五桁,深一丈七尺,檐高六尺三寸,送给这些乞丐居住”。(36页)弱势社群的处境及其对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每一个时代都有鳏寡孤独或身患残疾者,每一个时代的他们曾经是怎么生活的?作者此处提及的是征拆当中清朝官员对弱势者的照顾,而这是个案还是通例呢?除了官府,村落和宗族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
1989年的九龙寨城
《活着的祖宗》一书以口述历史作为主要材料,虽然这些材料对于缺乏文字记录的乡村地区来说非常宝贵,但是作者仍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在进行访问时,访问者固然有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但被访问者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他们有自己想要告诉别人的事情,有时甚至可能修改自己的记忆以达到这个目的”。(第9页)
解读这些口述历史材料的方式则显得至关重要——“从来传说的重点都不是真或假的问题,而是说故事的人究竟希望传达一个怎样的讯息?”(16页)作者处理史料的思路直接体现在第一章的标题,他强调该章是“九龙版本的宋帝昺”,足可见这个宋帝昺的故事是一个可考察的对象,而“九龙版本”的宋帝昺又是另一个可考察的对象。
那如何得知这是一个“九龙版本”的故事呢?作者发现在1948年重修的天后宫中,就有碑文讲到此地吴、陈、李三姓居民的祖先是护送宋帝昺南下的三名大将,此后宋朝虽亡,三姓子孙却一直在那里繁衍。许舒(James Hayes)于1960年代和夏思义(Patrick Hase)于1990年代在衙前围进行田野调查,村民口中的起源故事不过是复述了碑文的内容。但到了2000年,作者前往田野调查时,该故事已经被进一步丰富了。而当时,香港特区政府和地产开发商正在竞争收购衙前围土地,衙前围历史成为了香港的热门话题。为此,作者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材料的思路——“村民接受访问,我们将内容记录下来,会出现两个事实:第一是访问的内容;第二,也是同样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被访者说出这样的内容”。(19页)
针对香港九龙中部的田野调查已有悠久的历史,而说到对香港展开口述历史调查及研究,不少机构和学者亦有相当的念头。作者将有关九龙中部村落的调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香港大学的罗香林教授因为对宋帝昺故事的兴趣,亲自前往九龙中部与村民交流。此后又有许舒博士开展乡村组织和节日研究。第二阶段则是198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教授带领学生系统访问了衙前围的村民,并留下了文字记录。第三阶段则是作者与游子安、卜永坚合作编写《黄大仙风物志》期间,作者负责乡村调查,同时也是作者在该区域调查的开始。而在《拆村》之中,作者则提到:“将口述史作为资料应用,存在一些局限。今天的老人家,和平时候还是小孩子,所以他们的记忆大多已是战后的事情。幸好,科大卫老师在30年前,连同黄永豪、麦瑞珍、李宜芬三位助手,在衙前围进行了一系列田野访问,并留下珍贵的访问记录。这批口述历史,成了本书了解战前九龙社会面貌的主要材料。”而今年较早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了口述历史网站,分享了其收藏的新街文献、田野照片和口述资料。该平台将四十年来不同学者所收集的口述资料和新界文献结合起来,打造成为向研究者免费公开的资料库。
《活着的祖宗》属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公众史学丛书,何为公众史学呢?梁元生在为丛书所作的总序中提出,对公众史学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公众史学史应用的历史,是为社会提供资源和解决问题的历史”;第二,“公众史学史注目民众,是为大众而写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人民的历史(People's history)”;第三,“公众史学史是鼓励史家对公众事务和集体利益的关注,同时以历史眼光探讨时局世情,发挥公众史家对社会的影响力”。笼统来说,所谓公众史学,可以理解为以公众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和为公众书写的历史,不是为王侯将相而是为平头百姓著书立传。毫无疑问,《活着的祖宗》就是九龙中部村落中的民众从古到今的生活。这一部著作在保持高度专业水准的同时,并未将其受众局限于特定领域的专门研究者,而是面向各领域、各行业的读者,从行文到内容都具有极高的趣味和可读性,从而为大众呈现出一个有别于刻板印象的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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