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人文城市研究跨学科学术共同体学术研讨会”第二单元：文明互鉴

2024年11月，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南方文坛》杂志社、上海师范大学期刊社主办，上海市“文化转型与现代中国”创新团队承办，上海大学文学院协办的“文明互鉴与城市中国——2024人文城市研究跨学科学术共同体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会堂召开。以下是“第二单元：文明互鉴”的主要内容。

叶祝弟主编主持

第二单元的主旨演讲由《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主持，共有五位专家学者发言。

熊月之研究员发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熊月之以“华洋混处与文明互鉴”为核心主题，从近代上海的多元社会出发着重阐释了社会的多元特征与自发秩序、自发理性的关系。他指出，近代上海是华洋混处的移民社会，还是相当奇特的政治多元社会，因此，上海成为多元文化同在共处的奇特空间。人们的物质生活、行为方式、精神生活，有时只能靠社会的自发秩序与自发理性去判断与处理。他强调，建立在这种自发秩序与自发理性基础上的文明互鉴具有灿烂前景。

陈建华教授发言

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古籍所教授陈建华围绕“ ‘长程革命’与城市文学的未来”的话题，以近数十年来国内外关于上海的研究为例，考察了城市文学未来的拓展和深入的方向问题。第一，在全球讯息与价值流通的脉络里考察上海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晚清民初时期提供了什么文明经验？第二，作为维多利亚制度与文化移植的东方样板，在政经制度、城市管制、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有何特点？外来想观念、知识传播与生活方式造成怎样的影响？第三，从照相、石印到电影，媒介技术在半殖民上海产生怎样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画报和小说有何形式上的变化？给城市与世界带来了什么观念变化？第四，如何在华洋文化势力的消长中看待《申报》与《点石斋画报》《海上花列传》等？从女性参与社会的角度如何看待一系列描写青楼生活的“狭邪小说”？洋场文人扮演了什么角色？从感情史、物质史、时尚史、女性史等视点看，这类小说是否可看作城市文学？

黄旦教授发言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主任黄旦以“桥与门：作为媒介的城市”为题，着重分析了面临不同的媒介城市，我们该如何讨论城市的人文性这一问题。从齐美尔的“桥与门”出发，大众媒介就是架桥铺路，“有限与有限的连接”，促使城市既流动又高度集中，交通和通讯、电车和电话、报纸和广告、钢筋水泥建筑和电梯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他指出，城市由媒介运作而造就，是媒介赋予其活力和形态。人、媒介、城市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契合，城市已经是媒介城市。他强调，媒介既构成城市，也形成理解城市的范式。主导性媒介的变更必定导致城市的形态、运转、控制等的演化。这为我们理解大众媒介（印刷）城市与数字城市，提供了一个考察视角。

陈恒教授发言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上海市社联副主席陈恒围绕“城市的兴衰始终是大分流的标志”这一主题聚焦城市的发展与“大分流”的关系。他指出，自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城市的周期性兴衰始终是“大分流”的标志与有力指标，经济的大分流、思想的大分流、观念的大分流、知识的大分流等等，无一例外。同时强调，这些分流反映了权力、知识、思想、财富和影响力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决定了文明发展的走向与趋势。城市体现了这些动态变化，它们相互之间的领先或落后，往往决定着周边地区和文明的命运。处于永恒变革中的城市，不仅改变了自身的面貌，也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未来。

沈湘平教授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沈湘平以“城市文明新形态需要智能，更需要智慧”为主题，探讨城市文明新形态问题。文明（civilization）一词诞生就与城市直接相关，而人们对城市的理解从一开始又与美好生活本质关联。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及其城市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策源地。但是，目前中国城市的“现代”程度和“美好”程度都尚待进一步提升，软件与硬件发展不平衡，城市韧性不够，大城市病依然突出，人民主体地位还待突显，离人民城市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在生命生产方面出现“文明的不育”现象，在知识把握方面存在愚钝化倾向，在精神归属方面存在心灵无所皈依的情况。城市文明新形态不仅要从人的存在体验的角度达致“美好”，而且必须是“智慧”的。在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城市之时，不能混淆智能与智慧，时下所说的智慧城市不过是智能城市。城市文明新形态需要智能，更需要智慧。

陆铭教授发言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围绕“后工业化城市的空间治理”的话题，介绍了后工业化阶段，特大城市的空间治理方面的特征、问题与策略。他指出，在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发展需要供给和需求在空间上的汇合，需要借助于人口规模、人口流量和人口密度来实现。因此，有大量的服务业就业和消费出现了向中心城区集聚的“向心趋势”。相应地，城市需要在空间治理上，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分别实施因地制宜的政策，来建设活力、宜居且和谐的现代化大城市。他强调，特别需要通过增加中心城区的住房供应，包括公租房和廉租房，加强轨道交通沿线开发强度，来促进服务业就业者的职住平衡。

（本文由孙冠豪、程功、杨翼然、梅晶哲撰稿）